综合古代文献资料现代学者大致认为黄帝族发祥于今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上，之後逐渐往东发展，渡过黄河後战败了北方的“狄”族，占有了今河北省的北部，又在今山东、河南地区征服了南部的“蛮”族，势力遍布整个“中原”地区。其中黄帝与蚩尤之战更是在事後近二千年的史书里描绘得逼真细腻，有如目睹。虽然很多故事情节并不可靠，但文献中的记事年谱和族谱却是对研究这时期的文明和对这时期的考古工作非常有用的，本文只按照古文献中较可靠的叙事程序与地理位置作为讨论依据。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家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虽然关于商代以前的文字史实迄今尚未发现，但我们往往接受文献记录的传说材料，把轩辕黄帝尊为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把黄帝的族系看作是民族文明的奠基人，等等。于是常把“中华文明”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
当然这些古史传说流传至先秦时期才用文字记录下来，经过千余年的误传和篡改不可能很真实，但是继黄帝之後在黄河流域下游建立的夏朝和商朝却是确有实据的，他们封邦建国达到高度的政治组织体系，所以就算关于黄帝时期的故事不太可靠，黄帝时代为夏、商两代埋下的文明种子却是珍贵的，是全国其他各地域所没有的。至于这把种子是什么，又为什么夏、商两代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灿烂文明，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区域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诚然自先秦以来各家学派对这些问题都曾经作过回答；本文通过分析黄河流域地理环境上的特点，以合理推测的方法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作再次探讨。
综合古代文献资料现代学者大致认为黄帝族发祥于今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上，之後逐渐往东发展，渡过黄河後战败了北方的“狄”族，占有了今河北省的北部，又在今山东、河南地区征服了南部的“蛮”族，势力遍布整个“中原”地区。其中黄帝与蚩尤之战更是在事後近二千年的史书里描绘得逼真细腻，有如目睹。虽然很多故事情节并不可靠，但文献中的记事年谱和族谱却是对研究这时期的文明和对这时期的考古工作非常有用的，本文只按照古文献中较可靠的叙事程序与地理位置作为讨论依据。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而不在较富裕的长江流域或珠江流域里产生？这是笔者长久以来感到最难理解的一个现象，多次想深入追究这个疑问，总是得不到很好的结论。在我的认识中黄河流域是处较穷困的地域，黄河下游又往往泛滥成灾，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始祖非但在这里生根萌芽，又能在这里创立霸业呢？我记得有人向我作这样的解释：南方气候温暖，植物繁殖茂盛，收获容易，因此人民也就懒惰，成不了大业；相对来说北方生活较艰苦，为了生存人民必须投下勤劳的代价，因此也就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这样的说法把现象说得太笼统了，不能解析具体问题。比如说，新、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并不在北方地区首先出现，而是在南方同时期或更早时期出现，与坚苦奋斗无直接关联。
须要澄清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说的文明，即五千年前黄帝时期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是标志新，旧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而是指社会组织由小至大，由部落凝结成为邦国的一次大跨越。那时人类首次出现粮食剩余，开始脱离简陋的生存条件而趋于富裕。但是社会富裕後，紧接着发生的便是斗争和武力抢夺，造成了强者与弱者的分歧，产生了私有财富的拥有，而且在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必然提出了单独继承的要求。如何从单纯的氏族公社制度的破解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来容纳这些新的现象与要求正是黄帝时期迫切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就是我们下意识中所谓的“文明”的建立。
文明起源
这里谈到的古代文明可以从一万年前说起，即从人类学分期里的新石器时代的开端说起。那时冰期终结，北温带的气候普遍变暖，植物生长开始茂盛，人们从采集生涯中慢慢地认识到耕种，出现了原始的农业。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小米，小米不是一种自然繁殖的植物，必须通过人工播种才能繁殖，于是人与植物成为生物进化中的新伙伴。小米的营养价值高，它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逐渐取代了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人类不再单纯地剥削大自然，而是开始与大自然合作，经营大自然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半坡村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里便遗留有存在瓦罐里的炭化小米粒 (见图)。 考古学把半坡遗址所代表的上古文明划分为仰韶文化 (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当然仰韶文化中还含有其他非常优秀的发明创造，这些我们暂时都不谈，只集中讨论当时的农业发展和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
对半坡遗址有所认识的朋友大多知道“半坡社会”是以母系氏族体系为特征，它反映了在婚姻制度上对“族外婚”的严格遵守，和在谋生上男女高度分工的表现。在生产方面当时男性依赖狩猎为主，生活方式比较游荡，而女性则从事采集、耕种、渔捞、畜牧等活动，生活范围成为固定。至仰韶文化晚期，我们在半坡遗址里可以看到母系氏族体系的高峰发展，从村落布局，住屋建筑，墓葬形式等各方面都反映了极有规律的社会组织秩序。可是那时农业生产力尚很薄弱，每年的收成附加渔猎所得也只能勉强应付生活所需，没有剩余可谈，于是在分配上各人所取也基本是平等的----这个现象可以从当时的墓葬形式上论证得来。这样的所谓“大同世界”虽然有人会认为是人类高度文明的标志，其实它是被低生产力所造成的现象，并非是由选择得来的制度，也无文明因素可谈。
虽然农业发展成为巩固母系氏族制度的物质基础，它也是母系氏族制度最後终结的主要原因。约五、六千年前，农业收成开始丰盛，出现粮食剩余状况，随着也就出现了三五成群以抢夺为主的流寇。他们本是从事狩猎谋生的男性生产队伍，但是在人口不断增加，而猎物越益减少，生活频临困难的时候，他们转变狩猎目标，改为抢夺有粮食剩余的生产村落。这应该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它很快地结束了延长有数千年之久的母系氏族制度。我们知道母系氏族制度最後是被父系氏族制度所取代，但我们对这巨大变化过渡期间的发展情况并不清楚。估计其中过程非常复杂，每个村落是经过多次的侵占，初期的侵占者过後又被更强者所征服，沦落为生产劳动力。这类变化经多次反复发生後，男性在村落里得到固定地位，与女性共同从事生产，共同防御外来流寇，最後霸占了村落里的主持地位。于是在婚姻制度上也出现变革，原有的母系氏族体系不复存在。
男性投入农业生产活动後，以他们对动物生态的认识可以更有效地发展畜牧业，过後又采用兽耕，使生产力又有所提高，可是他们的收成只不过是为抢夺帮徒们提供资源，剩余越多则抢夺帮徒的人数也越多。新的社会分化成两个阶层，即从事生产活动与抢夺活动两种不同组织。有如动物世界中有食草类和食肉类之分，食肉类必须依赖食草类为食物而生存。我们知道食草类动物的数目是远超过食肉类动物的数目，两者之间的比例是由供需平衡所决定的。同样，抢夺帮徒的多寡也由物资供应所决定，帮徒之间的淘汰是通过残杀。如果我们以“野蛮时期”来标志这时期的社会现象，其实只适合于描叙抢夺阶层的生活方式，而处于生产阶层的人们是站在被动的防御地位，实无“野蛮”行为可谈。总而言之，人类的生存方式在这时期出现极大的变化。
在仰韶文化晚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在墓葬遗址里看到不少骨架残缺或骨架带伤的尸体，和随葬用的杀伤武器，这是仰韶文化中期未尝有过的遗迹，为武力兴起提供了确实证据。在彩绘艺术上，母系氏族时期的作品中的题材多以渔牧范围内的动物为主，但是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狰狞的神人兽面形象开始出现，这是迎合抢夺阶层所爱好而制造的 (也反映了巫术在社会位置中的提升)。不难想像抢夺阶层内部的争夺和残杀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个现象是黄帝时期世界各地，或早或晚，普遍面临的危机，当时唯有少数地区超脱了这个野蛮阶段，开始出现了有效的社会组织制度，建立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其中一个地区就是黄河流域内的黄土高原，它成为这新文明在东方的诞生地。
台 塬 文 明
黄土高原上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形称为台塬地，它的地面平整，本是黄土高原未被水土侵蚀前的原始形状，它也是本文的讨论重点。黄土(loess)为风积土，土粒通过风力的输送和堆积，不断加厚，在冰期间地面水分凝结成冰，大气中水分稀少，雨量减少，黄土不被雨水所侵蚀，堆积成为一片平整的黄土高原。冰期结束後世界各地的黄土高原开始被雨水和流水所侵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比如说北美洲的黄土堆积地现已保存无几，因为北美洲的雨量丰富，美国北部的黄土地都已经被流水所削平，冲带入密西西比河内造成密河下游肥沃的冲积平原。中国西北部因为气候干旱，这里的黄土地区至今尚处于急速地貌演变过程中。其中尚未被全部侵蚀而继续保存完整的原始黄土地称为台塬地。现今遗留下来较完整的台塬地只能在甘肃省境内看到，但是在五千年前广阔的台塬地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到处皆是，估计从渭河流域北上直至黄河北端的河套地区，沿途台塬地连接沟通 (见附录“秦朝直道位置对古代台塬地分布范围所提供的启示”)。
台塬地的地面平坦，蓄水力强，对农业生产很有帮助，但这并不是造成古代文明在黄土高原生根萌芽的主要原因，因为同样有利或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在南方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这里我们所该注意的地理特征到不是那片平坦的塬顶，而是围绕塬顶两旁四周的削壁和鸿沟。这种地形替黄帝时代的居民创造了有利于防御侵犯的条件，使人们 (尤其是抢夺阶层) 脱离了频于决斗或被征服和被杀戮的命运，导致短促的寿命，让他们有机会来策划和尝试各种新颖的生存方式。抢夺阶层原来是生活在极端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但因为得到地理上的保障不易被强者所消灭，强弱之分不是那么明显後，斗争也会因此减少。他们可以各据一方，在不必要的时刻不去侵犯对方。通过长久的对持和非暴力接触，他们之间培植了一种以和平共处为原则的社会秩序。这一项突破性的发展并不可以按照常规来推测，下面我们采用博弈论里的一个例子加以补充解析。 (见附录“合作社会的形成”)总而言之，这是人类首次在一个分配不均，强弱不等的生存条件下谋取有共同利害相关的互助关系。人们采取互相容忍的处世态度换取一个合作公益的社会组织，达到强者与弱者共存，弱者长期接受强者的支配，强者愿意分配给被臣服的弱者恰当的好处来换取他们的忠诚，等等。于是在抢夺阶层里出现了较稳定的等级制度。其他地区的抢夺阶层里虽然也会有等级的差别，但等级的建立是必须通过屡次较量来决定，当然这样的社会组织缺乏稳定性。
“原始”的阶级制度与後来的阶级制度在型式上基本相同，主要是分化为生产与抢夺两大阶层：生产阶层里有不同作业的分工，还包括被淘汰下来的抢夺武士 (後代称他们为“奴隶”，说不定也可以把他们归纳为另一阶层)；抢夺阶层 (即统治阶级的前身) 的等级如上所说开始成型，“原始”的含义是说等级内的继承方式尚未建立完善，等级上下的变动还很大，社会制度尚缺稳定。
所以台塬地不但提供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物资交流的平坦地面，还附带了有利于防守的战略性条件。人们通过持续交往，逐渐认识到合作联盟的优越性，他们从抢夺帮徒发展成为部落，又通过部落联盟建立成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为了突出台塬地对这类原始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把黄帝时期的文明称为“台塬文明”。那么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呢？那里没有台塬地，维护文明建立的天然屏障是那广阔的沙漠和那干旱不毛的砂石山岗，它让互相隔离的小流域内的社会组织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发展，最後较成功的组织才在主流域里建立成为霸业。我们可以把这类发展模型称为“绿洲文明”。同样，西方古代文明却不能在农业富裕的欧洲大陆上产生，而在干旱的沙漠地带出现，说明地理形势对人类文明的萌芽埋藏有关键性的作用。
黄 帝 时 期
估计黄帝族并非是一个从事生产的群体，而是兴起于武力抢夺的帮徒。至黄帝时期他们的组织已经发展到很有规模，或者可以用部落来称呼黄帝族。按传说他们发祥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那时这里的地形是台塬地。台塬地的边缘成长条型，这样的地型最适宜于防守，通过长期的共存互利，这里的帮徒非但认识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还建立了能持续和巩固合作关系的等级体系。黄帝族的族谱在传说里记录得很详细，说明黄帝族後期已建立有较妥当的等级继承关系，能够避免内部反复争夺领导权力的不稳定现象。当然，当时当地达到同样高度政治组织的族人不止黄帝族一家，还有炎帝族，甚至千千万万、大大小小、不知名的族人。
各族先後建立成为较稳定的原始部落，通过有效的组织，吸收了四周的帮徒，部落组织不断扩大，最後成为庞大的武装力量。以抢夺为主的部落是要向各地去寻找资源的，黄帝族和其他各族的活动范围很广，流动性很大。 理所当然他们会往东面发展，向雨量较丰富的地域谋取粮食资源，但是陕西东部有黄河天险，不能跨越，必须首先延着台塬地往南北方向发展後，在水浅地渡过黄河。北上路线必须达到今包头附近才能在夏季枯水期渡黄河；往南下路线必须渡过渭河後才能再向东或南进展。
不难想像当时在陕北地域成长的族人，包括黄帝族，炎帝族等，他们往北发展的路线都是从今内蒙古西南端渡过黄河後，沿着阴山南麓或山西北部进入今河北北部。当时河北平原尚是黄河泛滥区，不能耕种或居住，这一带的居住点唯有建立在围绕着黄泛区四周的高地上，如燕山边缘，太行山边缘和泰山边缘。我们从考古发现上明显看到仰韶文化遗址在河北平原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这里并非是居住地带。这些由西部扩张出来的部落，沿途征服了各地的小部落和帮徒，吸收当地散漫的力量，最後形成为规模庞大的独立霸权，于是又互相争夺较量，斗争之激烈在古史中传为美谈。
从地理形势上也不难看到，由陕北渡过黄河後往东迁移的部落，会有一支延着汾河进入山西，南下占有较肥沃的汾河流域地带，成为後来“尧族”的祖先，另一支占有山东地区泰山四周，成为“舜族”的祖先。此外，南下至渭河流域的族人，有沿着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占有河南嵩山地区的一支，是为“禹族”的祖先。古代文献中多把这些族人称为黄帝族的後裔，事实是否如此无法证实，但也并不重要。
那时淮河流域也该属于黄泛区，不能耕植，无资源可取，往东发展的势力至嵩山地区便停顿下来，唯有转向南方寻觅新大陆。史籍的记录对黄帝时期的社会组织描叙得非常夸张，使人难以相信；在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现很好的资料能帮助我们来肯定或否定这时期的政治组织，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黄河归道
黄帝时期所取得的组织制度在夏、商两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建立了邦国的规模，还进一步尝试了世袭制，成为後世阶级制度的雏形。这里笔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夏、商两代的繁荣兴盛并非纯属人为，还得配合资源条件。最关键的一条线索就是在禹时黄河下游获得了一条天然的出海道，使黄河不再在平原上泛滥。
四千馀年前黄河下游出现了一次大变化---- 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地层沿着太行山边缘的断裂带陷落 (为冀鲁断块与太行断块的交接带)，替黄河制造了一条出海渠道，河道遗址今称为“禹河故道”，据考察鉴定为黄河于公元前 2278 年至公元前 602 年间的主要下游河道，也正是夏朝建立前形成的。黄河下游归道後，它不再作无规律的周期性泛滥，使今华北平原，包括海河和淮河两流域，都能得到安宁，为後来的夏朝和商朝提供了富饶的农业基地。在考古学上从代表夏朝文明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情况上可以看到，这片罕有仰韶文化遗址的土地上却布满了龙山文化的遗址。 (夏人得到这片新生土地有如欧洲人得到美洲和澳洲新大陆一般幸运，在发展政策上也该有很多相似之处。)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有人认为这里说到的“天柱折，地维绝”正是反映这次大地震的描叙，不知“水潦尘埃归焉”是否可作河水归道来解释，说明洪水不再漫溢东南方，请对古代汉语有所研究的学者澄清此说。颛顼该是禹的祖父辈，在时间上正配合禹族的扩张时期。
先秦著作和秦汉著作中多有记述禹以疏导之法来治理洪水，言下之意是治理黄河下游的洪水，于是後人把禹尊为治水圣人。这个榜样影响了近二千年来的治水观点，使疏导法成为文人治河的呼声。这是很不幸运之事，因为按照近代水利工程得来的经验，黄河含沙量过高，下游河道不可能以人力方法来清理，达到疏导防洪的作用。黄河的水内含沙量之多，就算采用最新式的机械化技术都无法疏导，禹时连金属挖土工具都没有，实是无法胜任。但是当时淮、海两河流域内却有很多小河道，以往被黄河泛滥时带来的泥沙所淤塞，通过引水冲擦，可以成为有防涝能力的垦殖地。估计禹时进行的疏导工作是与开垦相配合的行动，并非是大规模地治理黄河。
另一个更可能的解析是禹族在春汛期对河道漫溢时所作的疏导工作。禹河故道的河床位置是黄河下游各次河道变迁中最偏北的一条，它沿着太行山东麓往北延伸至今天津市附近出海，这样北上的河道在春季必定出现冰凌和春汛的现象，就是说出海口解冰期晚，黄河中游解冻後来到下游的河水无法出海，在今河南，河北地区做成泛滥。这类泛滥实际上是有利于原始农业收成的，因为它为耕地提供了天然灌溉，但是如果积水太深，也就妨碍了农作物的播种时刻。很可能，禹对河水的疏导是指对农田积水的疏导。春汛时黄河水量很少，疏导积水并不太难，估计当时已有能力做到。相形对比之下，伏秋汛期的洪水量极大，是无法采用疏导方法来处理的。
至春秋时期，经过近千年的使用原河道已被泥沙淤满，黄河的出海道又已多次变迁，那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有禹河故道之事，唯有把传说中黄河得以归道之说归功于禹，误传于後世。“夏禹治水”的故事流传至今，误信禹确实以疏导方法治理黄河之事的人尚有不少，我们必须澄清此事。
夏、商朝的兴起
如把治水细节不提，治水故事是足够反映禹是个非常能干的领导人，禹族人改变了一贯使用纯掠夺性地霸占粮食资源的手段，开始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经营垦殖。由于禹族善于经营土地资源，最後他们以雄厚的实力夺得了整片华北平原，为夏朝奠定充实的物资基础。传说记载中说到尧、舜、禹三代以禅让制度来继承霸业。这个现象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当时北方地区尚未接受一族人的统一管理，尧、舜、禹三大族各据一方，另外较小的氏族遍布各地，数有千千万万之多，对这样散漫的政治组织，禅让的意义并不大，想来是後人为了满足 “以古鉴今”的要求，强加进来的故事。
自从淮、海两河流域成为北方民族的垦殖土地後，它的资源也就成为舜族与禹族的争夺对象。传说中说及禹的父亲鲧为舜所杀。假如我们按照常规来解释这事件，鲧被舜击败因而被杀，这该是很正常之事。它反映了当时争夺残酷的现象，胜者采用屠杀方式来防止败者的反复苏扰，这是理所当然的手段。
据我猜想当华北平原渐趋富裕後，占有泰山地区的舜族和占有山西地区的尧族都先後向这片土地侵犯，最後都被占有嵩山地区的禹族所征服，但是禹并没有把尧、舜两族的领导人物 (代表了他们的斗争实力)全部杀戮消灭，只是把他们沦为“奴隶”，从事生产活动，因为那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被後人美化为禅让制度。当然这个说法纯属猜想，也是个极狂盲的猜想，无实据为证，读者不必须接受。假如我们拿近代历史来作参考，当初欧洲人占有了美洲和澳洲新大陆後，欧洲向新大陆输送了大量犯人作为开垦和霸占所用，禹时为了开垦淮、海两河流域和镇压当地的流寇想来也会采用同样的措施。
禹时华北平原上的繁荣景象是後人难以想像的，估计那时粮食产量远超过生活所需，于是部落之间的斗争得以缓和下来，出现了一个较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接受以世袭为基础的邦国制度。估计当时世袭制度也只限于王室的继承，尚不适合使用于其他等级上，我们知道晚至商朝“兄终弟及”的制度尚普遍实行。
“商”人发祥于淮河流域，在黄河归道前这里也是黄河任意漫溢的三角洲，不能居住，黄河归道後，这片土地是比北方的海河流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气候属于海洋性，天气较温暖湿润，农业生产更为丰富，但是禹族数次来侵都不能得到满意结果而退。笔者不知原因何在，只能推测。估计这里的“夷”人尚很“野蛮”，不易臣服；另一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湖泊较多，河流遍布，为防御外敌提供条件，不易征服。(目前我们对古代淮河流域内的河流分布情况并不清楚，想来经过黄河泛滥的屡次侵犯，今日的面貌与古时有很大差别。) 过後，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商人以强大的实力和资源消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夏朝和商朝在资源实力上远胜于盘据于渭河流域的“周族”。虽然渭河流域更接近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在地理气候条件上不及沿海的华北平原，在资源补给上略逊一筹。
为什么商人不向南方发展而满足于霸占了夏朝的疆域？这也是笔者未能解决的疑问。唯有的线索只是：据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把那时长江流域的梁州、荆州、扬州地域的田都是列入下等。估计在商时这里更是未经开垦种植的土地，请专家们指正。总而言之，商朝的终结是因为“禹河”已无疏导能力，黄河再次在平原上任意泛滥。商朝最後定都于安阳----安阳处于太行山边缘的高地上，这表示华北平原又一次成为黄河的三角洲，难以垦殖居住了。在一个资源短缺的形势下，商朝无能力抵抗外来侵犯的周人，于是商朝灭亡。
後语
本文对古代“文明”的形成提出新观点，这观点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台塬地的地形相配合，可以解释黄帝时期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祥的原因。如这解释是合理的话，它有力地说明中华文明是在中国本土自然产生的，不必要由外地传入，可以用来驳倒中华文明由西方传入的缪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对防御性的建设非常重视，比如说大型的城邑建设起源很早，这些有城墙保护的城邑是很多其他古代文明所没有的。修筑城墙是件重大的项目投资，如不是对城墙所产生的作用有很大信心是不会采取这项措施的。估计这个信心是通过台塬地所提供的防御效果所得来的认识。
本文又提出夏、商两朝的繁荣是与黄河下游河流归道直接关联的观点。因为黄河不再在淮、海两河流域任意泛滥，使华北平原成为肥沃的农业基地，为夏、商两朝创造了丰富的物资基础，创造了後来中原地区的繁盛，但也为对夏、商两朝的考古工作造成困难，因为大部分文物都被埋藏在黄河泥沙淤积之下。後人对华北平原的史前地形缺乏认识，对当时的城市分布情况也缺乏理解，就算古籍记载中的地名非但我们常常无法辨别位置，连先秦时期对传说的笔录者来说他们也唯有以推测来判断，差误将会很大。近代所发现的夏、商遗址主要处于黄泛区旁边的高地上，如河南安阳和河南二里头(郑州附近)，这些遗址只能代表夏、商两朝没落时期的形势 (那时大部分领域已被黄河泛滥所侵夺)，而鼎盛时期的城邑可能是建立在华北平原上，位置较难判定。商朝多次迁都也可能是因为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所造成的原因。至于有关黄帝族在陕北萌芽时期的零碎遗物会有埋藏在禹河故道的河床淤积里，应该加以注意。
夏、商两朝鼎盛时期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物资基础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就算周朝灭商以後，周朝的物资来源也不及夏、商两代。我们知道到周朝时黄河泛滥对中原地区已起破坏性作用，一度富裕的中原地区已不是周朝的物资补给地，破商後周朝回都于陕中。周朝的武功并不强大，在地域范围上只能守成，非但没有扩展的能力连外来少数民族的侵扰也无法抵御。在周朝时期，天子基本无权力控制各部诸侯和四周方国，全国战祸纷纷，最後导致战国时期的争夺场面。
至汉朝，国人采用筑堤方法把黄河下游河道固定下来，有今称为“西汉故道”(公元前 602 年至公元 11 年) 和“东汉故道” (公元 11 年至 1048 年) 两条。可以说在汉、唐两代时中原地区的再度繁荣是与黄河下游河流定道有直接关联。所以黄河下游的变迁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很值得我们更深入认识。
